最新統計數據顯示，在目前國內銀行業貸款余額中，民營企業貸款僅占25%。而據世界銀行等機構發布的《中小微企業融資缺口：對新興市場微型、小型和中型企業融資不足與機遇的評估》報告表明，我國41%的中小企業存在信貸困難，超過2300萬中小企業無法從正規金融體系獲得融資需求。“融資難”意味著風險大，因此也就必然伴隨著“融資貴”。

　　在銀行融資及所謂的表內融資無法得到有效供給的情況下，民營企業只能轉向表外融資，包括信托融資、債券融資等。根據Wind統計數據，2015—2017年，民企債券發行規模分別為7288.5億元、10687.21億元和6014.74億元，其中2017年較2016年同比下降43.72%。另外，這兩年來，非標融資出現大幅收縮，整個社會的融資規模增長受阻，特別是社會融資規模中的長期融資持續低迷，長達一年多的時間同比減少。而融資規模的下降，意味著民企融資需求不能得到滿足，資金供給與需求產生了不小缺口。據世界銀行等機構的評估報告，我國中小企業融資規模需求約4.4萬億美元，而當前對中小企業的融資供給僅為2.5萬億美元，缺口高達1.9萬億美元。

　　在銀行融資與非標融資都不盡如人意的情況下，民營企業（主要是上市公司）紛紛走上了股權質押融資之路。統計資料顯示，目前A股股票質押市值約4.55萬億元左右，其中，2177家民企股票質押市值約在3.4萬億元左右，民企股票質押占比為74%。然而，中國股市連綿不斷的“陰雨”不僅讓投資人套牢，也讓質押股票陷入平倉與爆倉的尷尬境地，上市民企控股權的變更讓經營者如履薄冰。

　　與上市民企不同，非上市民企沒有股權質押的尚方寶劍，于是玩起了互聯互保的“游戲”。互聯互保就是在沒有更多抵押物的前提下，民企為對方甚至多方提供擔保，而且大多走的是民間借貸或者地下銀行路線。在這種情況下，只要一家擔保企業出現擔保預期或者涉及到重大訴訟以及列入失信執行人名單等，其他企業都會被牽連其中。

　　受到以上多種因素的影響，民營企業的總體杠桿率一直處于上升狀態，2018年提高了近1個百分點。同時，由于“去產能”的作用，上游原材料供給收縮驅動價格上升，上漲成本轉移到中下游，而中下游正是民營企業的集中地帶。

　　最新統計資料顯示，2018年1—10月份，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主營業務收入在2000萬元及以上的法人工業企業）利潤總額增長13.6%（其中，鋼鐵、石油開采與加工、建材以及化工等五大“去產能”行業貢獻了利潤的75.7%），而私營同比僅增9.3%。盈利能力的弱化必然直接沖擊民營企業的償債能力，于是，民營企業走上了債務違約之路，或是破產重組之途，甚至讓出自己手中的公司控股權。

　　現在看來，破解民企融資的困局，廓清民企前行的方向，僅有思想與觀念上的提升遠遠不行，必須支硬招、用真功、使狠勁與策群力。我們欣喜地看到，來自高層的金融政策正在有力“擴圍”。一方面，在2018年上半年已經增加1500億元再貸款、再貼現額度的基礎上，中央銀行在下半年又增加了1500億元的再貸款、再貼現規模，全年3000億元的再貸款、再貼現“大紅包”基本上都拋給了小微企業和民營企業；另一方面，雖然2018年已經先后4次定向降準，共釋放約4萬億元的流動性，但國務院依然要求金融機構4季度新發放的小微企業平均貸款利率須比一季度降低1個百分點。不僅如此，銀保監會主席郭樹清明確提出了未來民企貸款的“一二五”目標。即，在新增貸款中，大型銀行對民企的貸款不低于1/3，中小型銀行不低于2/3，爭取3年以后，銀行業對民企的貸款占新增貸款的比例不低于50%。

　　從擔當信貸決策核心職能的央行層面看，針對民企的系統性政策創新支持力度超出了預期。按照央行行長易綱的說法，央行為解決民企融資難的癥結采用了信貸、發債、股權融資“三支箭”政策組合。除了運用利率價格手段以及存款準備金率等非價格手段引導金融機構加強對民營企業增加信貸投放外，央行還推出了與MLF并駕齊驅的SLF（常備借貸便利）、SLO（超短期的逆回購）和PSL（調節中期市場利率）等靈活性極強的流動性調節工具。尤其是央行創造的民營企業債券融資支持工具以及股權融資支持工具，將成為撬動民企融資的有力杠桿，民企融資空間大大拓寬。

　　資本市場層面的政策動能同樣以加速度的方式釋放出來。除了為民企上市公司推出“小額快速”并購重組機制外，證監會還明確民營企業可以通過定向發行可轉換債券作為兼并重組的支付方式。不僅如此，證監會已組織交易所債券市場啟動了信用保護工具試點，11家證券公司達成了出資210億元設立母公司資管計劃的意向，最終形成針對民營企業的1000億元規模的資管計劃。

　　在財稅政策供給與策應方面，除了對1000萬元以下的小微企業貸款免征增值稅且政策已經嚴實到位外，財政部聯合20家機構共同組織發起設立了國家融資擔保基金，今后3年國家融資擔保基金累計可支持相關擔保貸款5000億元左右。另外，財政部發布專門通知，明確要對民營企業參與的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項目給予傾斜。

　　作為策應民營企業直接與間接融資的重要力量，除了國家融資擔保基金、各級政府性融資擔保、再擔保機構等政策性擔保主體外，商業性擔保力量也開始為民企融資助力賦能。按照新規，保險資產管理公司可以設立專項產品，參與化解上市公司和民營企業股票質押流動性風險，且不納入權益投資比例監管，而且在高層號召各方為民營企業發債融資提供支持后，保險業快速行動起來，首只紓困民企發債的保險資管產品業已落地。

　　地方政府也緊跟頂層設計的步伐積極行動起來。截至目前，除北京、上海、廣東、四川以及安徽等10多個省份設立了資金規模不等的民營企業專項發展基金外，各地還專門拿出了幾十億至上百億元不等的紓困資金及時解決民企緊急難題。而包括天津、河南以及湖北等在內的省級政府向民間資本特地推出各種盈利前景清晰的優質投資項目，區域性引資規模多在2000億元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