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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動產質押監管實踐中，常有質權人訴諸法庭要求監管方承擔因質權實現不能，從而對質權人造成損害的賠償責任的案例發生，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質押物未實際交付導致質權設立不成或在質押期間質押物出現毀損滅失的情形。對此，監管方應承擔何等法律責任？是與出質人承擔連帶責任，抑或是承擔補充賠償責任？是承擔全部補充賠償責任還是部分補充賠償責任？具體而言，監管方責任承擔應區分質權未設立及質押期間質押物毀損滅失的具體原因，進而分析認定其責任承擔的法律性質及其責任承擔份額。
動產質押監管是出質人以其合法占有的動產向質權人出質，作為向質權人融資的擔保措施，為妥善控制質押物并監督出質人提取更換質押物的行為，質權人將質押物交付給具有倉儲監管能力的第三方（以下稱“監管方”），由監管方代為占有質押物并在質押期間按質權人要求（如最高質押率要求）對質押物進行監管（此處監管并非國家標準意義下的監管模式）的業務模式。動產質押監管是物流服務和金融服務相結合的業務模式，是動產擔保融資的主要方式之一，動產質押監管模式的應用，擴大了銀行放貸規模并解決了銀行難以自行監管動產質押物的難題，從而大大緩解了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困境，也給倉儲企業帶來了增值業務。
實務中也常有監管方被質權人訴諸法庭，要求監管方承擔質押物損失或質權不能實現的賠償責任的案例發生。監管方被起訴的主要原因分為以下兩類：一是在出質時質權未設立因而造成質權人質權無法實現；二是出質期間質押物毀損滅失造成的質權人質權無法實現。基于以上被訴原因的分類，筆者整理了以下兩則案例供讀者參考（以下案例中均以出質人、質權人、監管方指代案例當事人）。
出質人、質權人、監管方三方以書面形式交付質押物，監管期間，監管方出具監管臺賬，后質押物出現短缺，監管方承擔部分補充賠償責任。
【案例索引】（2018）最高法民再102號 【案情簡介】
（1）2013年5月16日，出質人與質權人簽署《最高額動產質押合同》及附件動產質物清單，約定對質權人在最高融資余額限度內，連續向出質人融資形成的債權，提供最高額動產質押擔保。
（2）就質押物的監管，質權人、出質方及監管方簽署《動產質押監管合作協議》，并辦理《質物價格確定/調整通知書》以及《質物最低價值通知書》，該兩份通知書由監管方蓋章簽收確認。另出質人向質權人出具《質押清單》《查詢及出質通知書（附確認回執）》，確認質押的原煤及精煤數量和價格，且該質押財產已悉數交付給監管方占有、保管、監管（注：此處的“占有、保管、監管”指合同中約定的用詞），存入監管方指定的倉庫/場地。監管方在質押清單上加蓋騎縫章予以確認。
（3）監管期間，監管方向質權人出具監管臺賬。2014年5月12日，監管方向質權人出具《工作聯系函》稱：“我司監管員對洗煤廠內現存煤堆進行了盤點，預估2800噸……”2014年6月23日，質權人復函稱：“……貴司所承認的洗煤廠內現存煤炭預估數僅有2800噸的事實表明貴司已經嚴重違反《動產質押監管合作協議》的約定，貴司有義務賠償我行因此而受到的全部損失。”
（4）再審審理期間，監管方提交新證據，擬證明監管方員工和質權人客戶經理聯系煤炭庫存及監管臺賬編制等相關事宜，并主張質權人主導制作虛假監管臺賬等。該組證據未獲再審法庭認可。
【裁判要旨】
（1）質權人、出質人、監管方通過書面形式交付質物，未到場清點質物數量、品種、確定質物權屬，三方認可該事實，后質押物出現短缺，監管方未能提供證據證明質押物自始不足。
（2）《動產質押監管協議》約定了監管方在監管期間的責任，即監管方應當建立完善的出入庫臺賬登記制度，登記、核實出質人提貨或換貨后的質物最低價值是否符合合同約定。監管方再審中提交證據主張監管臺賬是由質權人主導編制的虛假監管臺賬，反映出監管方未盡合同約定的監管義務，就監管質物短損存在過錯。再審期間監管方仍未能就其存在免責事由進行舉證，應承擔舉證不能的后果，對質權人因其過錯導致質物減損而受到的損失承擔相應責任。
（3）該賠償責任應當為補充責任而非連帶責任。對于質權人而言，監管方作為其受托人監管質物，僅是幫助質權人實現質權的輔助人，而非質權實現的直接義務人。故在質物短缺、滅失的情況下，應該先由主債務人償還債務，不足部分由監管方承擔補充賠償責任。質權人（同時為債權人）在質物移交時未到場核實清點確認質物，對自己質權的實現疏于管理并放任質權不能實現的風險放大，亦存在過錯，也應承擔相應責任。
（4）綜合案件具體情況，判定監管方對質權人質權不能實現部分承擔80%的補充賠償責任。
出質人虛構質押物并抽逃質押物致質權人遭受損失，監管方對虛構質押物承擔部分補充賠償責任，對抽逃質押物承擔全部補充賠償責任。
【案例索引】（2019）最高法民終833號 【案情簡介】
（1）2014年1月7日，質權人（債權人）與出質人（債務人）簽訂《人民幣借款合同》，同日簽署《最高額質押合同》。《最高額質押合同》約定出質人將其數量為18萬噸、評估價值為3.78億元的玉米質押給質權人，擔保自2014年1月7日至2015年3月6日，債權人對債務人的債權，所擔保的最高債權本金金額為2.5億元人民幣。
（2）同日，出質人、質權人、監管方簽署《動產質押監管協議》，并辦理《出質通知書》及《收到質物通知書（代質物清單）》，監管方確認已接收18萬噸玉米。
（3）就上述質押物，另案刑事判決書中查明，其中的8.5萬噸系出質人法定代表人及監管方工作人員等偽造憑證虛構出來，該批質物自始不存在。就剩余的95萬噸，監管方根據上述刑事判決中檢察機關舉示的司法鑒定意見，主張實際存放玉米不超過4573萬噸，最高院對該證據內容予以采信。故對于剩余9.5萬噸玉米質物的實際情況確認為：虛構質物4.926萬噸，實際抽逃4.5598萬噸，剩余140.38噸。
【裁判要旨】
（1）出質人作為案涉主債權的債務人和出質人，應對質權人承擔第一位的還款責任以及虛構質物、質物滅失導致債權人損害的賠償責任。
（2）對于虛構13.426萬噸玉米質押物給質權人造成的損失（該等質押物對應的債權總額計算為1.8647億元），監管方沒有嚴格按照案涉《動產質押監管協議》履行監管義務，應對質權人實際損失承擔與其過錯相當的責任，監管方應在人民法院對于出質人及其他擔保人強制執行后，質權人仍然不能獲得清償的部分承擔30%賠償責任，由于質權人對于質押權未設立本身存在過錯，其承擔不能清償部分的70%。
（3）對于4.5598萬噸玉米被抽逃給質權人造成的損失（該等質押物對應的債權總額計算為0.6333億元），監管方應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對于該責任的范圍應當根據監管業務收取的費用、監管難度以及交易習慣綜合認定監管方的過錯大小，承擔的是與其過錯相當的相應責任，監管方在人民法院對出質人及其他擔保人強制執行后質權人仍不能清償部分，承擔全部賠償責任。
（4）確認質權人在人民法院對出質人及其他擔保人強制執行后質權人仍不能受償部分，對監管方享有1.19272億元（1.8647億元×30%+0.6333億元）賠償責任的債權。
（一）動產質押監管協議法律性質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以下簡稱“民法典”）第九百零四條規定，倉儲合同是保管人儲存存貨人交付的倉儲物，存貨人支付倉儲費的合同。民法典第九百一十九條規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約定，由受托人處理委托人事務的合同。為確保能夠做到實質監管，在動產質押監管實踐中，倉儲運營方和監管方常為同一公司或為關聯公司。在倉儲運營方和監管方為同一公司的情況下，監管方的職責實則涵蓋了倉儲與受托監管的雙重職能。但在實踐中，在簽署動產質押監管協議前，出質人常常已經以貨權人的身份與監管方（倉庫方）簽訂了貨物倉儲合同，并由出質人向監管方支付倉儲費用。這種情況下，從費用構成以及監管方的義務構成這個角度來講，質權人、監管方之間形成的僅僅是代為占有保管及受托監管的關系。因此，在司法實踐中，鮮見將動產質押監管協議單純定性為委托合同或倉儲合同（或保管合同），而更多的是以“一種新型的復合的法律關系”加以認定，監管方承擔的是與其過錯相應的責任1。
注1：《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擔保制度司法解釋理解與適用》第481頁述“我們認為，監管人承擔責任的基礎是委托監管協議，而委托監管協議在性質上屬于委托合同。根據民法典第九百二十九條的規定，只有在監管人有過錯時才承擔賠償責任。”
（二）監管方責任承擔法律性質
動產質押監管協議項下，監管方的主要義務在于出質時的審核查驗義務、質押期間的保管監管義務以及質押解除時的返還義務。結合司法案例以及動產質押監管交易過程可以看出，認定監管方責任承擔法律性質應根據質權人質權不能實現的原因加以區分：如果質權未能設立，基于質押合同的生效與質物的交付行為相互獨立，即質押合同的生效不以質物移交質權人占有為條件，故此時動產質押監管協議也已生效，監管方應根據生效的動產質押監管協議承擔違約損害賠償責任；如果質權已經設立，由于監管方行為導致質押物毀損滅失，本質上也是侵害質權的行為，故其應根據動產質押監管協議承擔違約責任，或對質權人承擔侵權責任，構成責任競合。
（三）監管方責任承擔比例法律依據分析
質權未設立情況下，監管方承擔的責任是根據生效的動產質押監管協議承擔的違約損害賠償責任，因此確定監管方在本環節的合同義務就是分析此處問題的基礎。動產質押監管協議中對監管方在出質時的監管義務一般有以下兩種情況的約定：一是約定監管方僅負有對質押物進行外觀查驗、數量清點及收取并占有的義務，二是約定監管方不僅僅負有前述義務，同時應對質押物的權屬歸屬進行實質性審核。顯然，第一種約定下，監管方的義務界限已然非常清晰，而第二種情況下，質權人擬通過協議約定將對質押物權屬的實質性審核義務完全轉移給監管方，此類約定能否得到法庭支持，從而免除質權人自身在出質環節的審核義務，由此認定質權人無過錯并進一步要求監管方承擔全部賠償責任？
《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業銀行法》第三十六條規定：“商業銀行貸款，借款人應當提供擔保。商業銀行應當對保證人的償還能力，抵押物、質物的權屬和價值以及實現抵押權、質權的可行性進行嚴格審查。”據此，作為質權人及出借方的商業銀行對質押物權屬和價值進行嚴格審查乃是其法定義務，是其風控措施的重要組成部分，應不得通過協議約定完全轉移至監管方。另外，民法典第五百九十二條規定，當事人一方違約造成對方損失，對方對損失的發生有過錯的，可以減少相應的損失賠償額。據此并結合司法案例，筆者認為，在質權設立不成的情景下，應結合質權人及監管方各自在此過程中的過錯程度予以分析，如監管方在此環節存在違約行為造成質權人損失但質權人本身亦存在過錯的，質權人的過錯應可以減少監管方責任承擔份額。
基于上述分析，如在動產質押監管協議中約定監管方僅負有對質押物進行外觀查驗、數量清點及收取并占有的義務的情況下，若因監管方未全面履行前述義務，如未能發現質押物數量不足或因監管方過錯未實際控制質押物，導致質權人質權未能全面有效設立從而遭受損失的，此時監管方的過錯是顯而易見的，那監管方原則上應對質權人因此遭受的實際損失承擔全部賠償責任，質權人在此環節若具有過錯的，可以減輕監管方的責任承擔。但是，若是因為質押物權屬存在瑕疵從而導致質權未有效設立的，筆者認為，需要結合法律規定以及合同約定具體分析過錯究竟在質權人還是監管方從而認定各自應承擔的損失份額：在監管方權屬審核標準約定清晰的情況下，可以據以分析監管方在權屬審核上是否具有過錯；在監管方權屬審核標準約定模糊或未約定的情況下，結合上述法律規定，質權人既負有對質押物權屬進行嚴格審核的法定義務，那這里更多地應考慮的是質權人在此過程中的過錯。
同時，基于出質人才是依約交付質押物的第一義務人，故監管方承擔的賠償責任無論份額多少，在順位上均應次于出質人按照動產質押協議或動產質押監管協議承擔的未依約交付質押物的賠償責任，即在對出質人執行后仍不能獲得賠償的部分由監管方和質權人按照各自過錯承擔相應的責任。
2.質押期間因監管方過錯導致質押物毀損滅失的監管方責任承擔比例
對質押期間的質押物進行控制和監管是質權人簽訂質押監管協議委托監管方的主要合同目的，亦是監管方的主要義務，故對于因監管方過錯導致質押期間質押物毀損滅失的，監管方應根據法律規定及合同約定承擔賠償責任。那么，是否可以據此要求監管方對質押期間質押物毀損滅失造成質權人的損失與出質人承擔連帶責任？筆者認為針對此問題應基于監管方造成質押物毀損滅失的行為的法律性質分析。例如，在監管方與出質方惡意串通抽逃質押物的情況下，監管方與出質方共同構成了質權侵權行為，根據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八條規定，二人以上共同實施侵權行為，造成他人損害的，應當承擔連帶責任。據此，可以要求監管方與出質人承擔連帶責任。對于非共同侵權的情況下，基于監管方并非債務的直接義務人，其應承擔的并非連帶責任，而是質權人在人民法院對出質人及其他擔保人強制執行后質權人仍不能受償部分承擔的補充賠償責任。針對此補充賠償責任，根據監管方是否能夠舉證證明存在依據上述民法典第五百九十二條可主張減少其責任承擔份額的情形，監管方承擔全部補充賠償責任或部分補充賠償責任。
綜上所述，結合司法案例以及理論分析，筆者認為，排除出質人與監管方實施共同侵權的情況，動產質押監管項下監管方的責任承擔應區分質權未設立及質押期間質押物毀損滅失具體原因認定監管方是否具有過錯，并結合監管方是否能夠舉證證明存在依據民法典第五百九十二條可主張減少其責任承擔份額的情形，具體分析其應承擔的補充賠償責任份額。
從上述案例看，監管方在業務水平、管理水平、專業知識、業務流程、現場作業、風險控制等方面均需要進一步完善和提高，為信貸機構提供標準化規范化的擔保存貨監管（CMA）和擔保存貨監控（SMA）服務，為降低信貸風險，發揮應有的價值和作用。 |
